兖州煤业上半年亏损近24亿元

[4]然而，这种说法有些流于表面，因为自相矛盾的无体物概念同样不符合物化思维，毕竟债、用益和遗产继承等民事权利不同于有体物。

(2)过程的支配性，监管过程缺乏外在的参与和制约。但不可否认，被遗忘权对包括表达自由在内的自由权已经形成了现实威胁。

如果不将被遗忘权的效力全球化，相关法益的保护就纯属形式主义，欧盟由此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在这一对价过程中，人们付出的代价远不止个人数据或隐私，还包括自律的地位。[7]而选择的重要依据就是对各种法益的重视程度。在康德的术语体系中，这种独立也就意味着不被规定estimmen)。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经济体，但我国互联网企业的主要市场都在国内。

动物的任性受到病理学的规定，而自由的任意则可以独立于感性冲动而受到规定。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应更均衡地对待安全、效率、隐私、自由等价值，不必在被遗忘权建构问题上必亦步亦趋。[5]因此，很有必要认真检讨改革缺失合宪性的主张赖以存在的实证基础，它究竟是一种法律事实还是真实事实（veridical fact），又究竟是一种法律理性的话语，还是事实真理（factual truth）的话语？因为一旦将改革缺失合宪性作为一种法律事实，那么，就算这种法律事实与真实事实有所出入，建立在这种法律事实上的法律理性话语，依然会十分正当地将改革的合宪性从真理话语中剥离出去，从而愈发令后来者丧失对此问题的反思能力。

由此，改革过程本身就是实施宪法的过程，而实施宪法也是为了进行改革的必然要求和体现。其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修改宪法改革国家制度打下了理论基础，而《若干决议》为修宪解除了历史包袱，其相关内容被提炼为原则性的宪法语言而置于1982年宪法总纲之中，从而成为1982年修宪的重要理论指导和现实制度。我们正是要宣传现行宪法的这种优越性，指明它是改革的产物，是具有预见性的。前已述及，改革在前，而立宪在后，改革并不以违反宪法开始。

这进一步说明，至少在做出改革决策的时候，改革所关涉的宪法条文往往亦是将要被修改的条文——现实的发展变化使其不适宜再作为宪法的条文而存在，或者说其作为宪法条文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需要被事实上存在、或实践中运行、甚至理性预判中的宪法条文所取代。[27] See Charles A Kelbley. Are There Limits To Constitutional Change? Rawls On Comprehensive Doctrin-es, Un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And The Basis Of Equality. Fordham Law Review, 2004,(3). [28] 值得一提的是，肖金明教授基于新中国宪法发展史的阶段性特征，将新中国宪法分为建国（建政）宪法、改革宪法和复兴宪法，并认为新时代宪法将是一部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优势的复兴宪法。

[26] 张庆福、莫纪宏：《改革开放：中国宪法修改的核心精神》，《中国法律》1999年第2期。[38] 乔晓阳：《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求是》2016年第16期。由此也决定了：1982年宪法虽然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但在其预见性被现实不断突破、进而不得不反复修改以适应现实时，经修改而获致的预见性已经远不如前——因追认改革而修改的宪法规范，事实上已很难再称其为预见，而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的呈现或附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执政党对改革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倡导，以及对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的强调，似乎为学界关于先前改革进程缺失合法性提供了某种政治上的论证。

[9] 肖蔚云：《宪法与经济体制改革》，载于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西南政法学院教材编审会编：《宪法与改革》，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所以，在对改革与宪法关系的认识上，二者绝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既不能片面以宪法规范来检视改革实践，同样也不能单纯以改革实践来悲观地否定宪法效力。由于改革总是先行先试，宪法修改就自然就呈现为对改革予以事后追认的基本态势。[3] 有学者指出:‘良性违宪是一个综合社会实证主义与法律实证主义方法论所证立的命题。

改革是在行宪，行宪亦是为了改革。改革天然具有变法的特质，它与宪法之间确实存在某种价值立场上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是否一定会演化成为二者之间必然的对立，却并没有获得有力反思和认真对待，反而日渐成为不少学者认识中国改革的一种无意识框架。

因为，无论是对宪法进行解释以明确改革的依据，还是适时修改宪法以拓宽改革的发展空间并赋予改革以合宪性，其实都内含有一个对宪法修改进行讨论、审议和达成共识的过程。此外，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

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良性违宪似乎只是对于‘违宪现象的某种分类，而不是某种解释。1999年修宪时即提出了增加尊重和保护人权、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规定，但直到2004年修宪时才被纳入。[8] 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73—74页。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当宪法具备对改革的预见性时，改革就是在实施宪法，改革与行宪是合一的。这既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并在不断改革中获得发展的最大红利。

认可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4]这种现象说明，宪法在修改自身以对改革进行追认时，对于修改建议预见性的筛选十分审慎，甚至往往让修宪建议领先于修宪实践，直到改革进程证明或补强了这些建议的预见性后，才予以采纳。

这是因为，在宪法修改前，被修改的宪法条文往往已经暴露出了与现实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换言之，正是由于改革的持续推进，才使得被修改宪法条文的不周延性和修改宪法的必要性得以暴露和彰显。[17]因此，宪法因改革而修改，为改革而背书，是宪法丧失规范性的表现，是背离了规范立场和学术自主而服膺于政治现实需要的工具性仪式。

尤其是在宪法修改前，由于相关的改革措施因缺乏宪法文本的规范依据而饱受合宪性质疑，由此产生了围绕宪法与改革关系的理论之辩。由此，改革与宪法关系也要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前是宪法追认改革，而现在是宪法要引领和规范改革。

[15] 林来梵：《中国的违宪审查：特色及生成实态——从三个有关用语的变化策略来看》，《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32]这些学术主张无疑是十分可贵的理论思考，但本文试图围绕被修改的宪法条文是如何获得实施来回答这一问题。相反，它本身倒需要得到解释。改革初期，通过宪法修改，将改革共识转化为宪法共识，将动态改革取得的成果固定下来，转化为常态化的国家治理。

[33] 栗战书：《在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大》2018年第4期。即便宪法在起草时可以容纳对未来一定时期的预测和安排，但在日新月异的改革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面前，宪法的任何预见性都难免捉襟见肘，进而不可避免地会转化为规范的滞后性。

一方面，作为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的根本法，宪法其实一直是改革所指向的对象——深水区、攻坚期里许多重大复杂的改革难题、制度阻力等，实际上往往首先都来自既有的宪制框架。郑贤君：《如何对待宪法文本——法律实证主义与社会实证主义宪法学之争》，《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

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一系列重要的国家基本制度。1982年宪法用不小的篇幅规定了我国的经济制度，比如明确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构成和按劳分配的原则。

因此，只有通过修宪，使宪法再次确认并预见改革，才能确保在深化改革中继续实施宪法，并切实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那么，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预见性日渐弱化的宪法随之被不断修改，无疑是必然且合理的。强调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这是因为，这两个文件正是1982年修改宪法时的重要依据，也是当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与以往将改革共识凝聚为宪法共识不同，新时代是将宪法共识转化为改革共识，从而有助于破除改革的阻力、形成改革的合力，也有助于在深化改革中继续推进宪法实施。尽管此时的改革处于宪法条文的对立面，但改革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具有真理的正当性。

[20]尤其是在中国语境中，因改革而进行的宪法修改更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7]如果没有文革后系统总结和反省建国后的历史经验教训，并试图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行动，就不会有现行宪法的诞生。

由此，宪法与改革的关系呈现出交织并行、良性互动的景象。[34] 对于何为宪法实施，历来有不同看法，本文是在宽泛意义和变法思维的基础上使用这一概念的。